359旅的威名远扬,不少人常常以为其首任旅长就是王震。然而,真实情况并非如此。旅长一职最初属于陈伯钧,但他上任不到三个月,便由副旅长王震接手。这背后,究竟发生了什么?
将星闪耀,初显锋芒
陈伯钧,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。他早年求学顺利,13岁便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。在校期间,他接触并接受了进步思想。1927年,他放弃文途,投笔从戎,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,同年加入共产党。
南昌起义前,陈伯钧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任职。该团为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,在前往南昌途中被张发奎部队缴械。陈伯钧抓住机会脱身,在高安加入了第20军独立团,随后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,并追随部队上了井冈山。
因作战勇猛,陈伯钧进步极快,数月后便出任红军干部教导大队副大队长。当时的大队长是吕赤,黄埔四期毕业,同样来自四川。两人既是老乡又是校友,关系密切,配合默契。
一次意外,成为陈伯钧心中的长久痛楚。他修好了一支缴获的受损手枪,兴高采烈地拿给吕赤看,不料枪中尚有子弹,意外走火误伤了吕赤,致其牺牲。
事件发生后,不少人主张枪毙陈伯钧。但毛主席考虑到当时红军干部稀缺,且陈伯钧并非故意,最终未同意处死,而是责令杖责一百,并多次开导他,要他加倍努力,完成吕赤未尽的革命事业。
前线告急,后方遇阻
此后,陈伯钧愈发勇猛,常常身先士卒,屡建战功。他的职务也一路攀升,先后担任过红15军军长、红5军团参谋长。长征开始后,他出任红13师师长,在湘江战役中,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草地会师后,陈伯钧曾到四方面军任职,其间他多次反对张氏的错误主张,一度被撤去军参谋长职务,改任红军大学教员。红二方面军成立后,在贺龙的争取下,陈伯钧得以重回前线,出任红六军团军团长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。蒋介石为限制其发展,仅批复了三个师的番号,导致许多高级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。陈伯钧以红六军团长的身份,出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,王震则担任副旅长。
在洛川完成改编后,王震率领旅主力先行开赴前线。陈伯钧和718团则留在了后方。718团后来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,而陈伯钧的任务,主要是为部队筹措急需的粮秣物资。
一掌怒斥,职权易手
当时,蒋介石虽然口头答应按国民党丙种师的待遇为八路军发军饷,却总是借故拖延,迟迟不发。眼看天气转凉,战士们的冬装还没有着落,陈伯钧心急如焚,不断向总部询问进展。
1937年10月17日,陈伯钧终于等来了八路军总部的回复:他可以派人到总部领款,为部队制作冬装。这个消息让他十分高兴,这意味着部队的冬装有了着落,他也能尽快开赴前线。
他立即把旅部会计老袁叫来,让他搭车去延安领钱。刚交代完,陈伯钧便召集留守干部开会,商讨冬装制作和开赴前线事宜。然而,会议刚开始不久,院子里便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
陈伯钧从屋里走出,只见老袁正与一名年轻司机争吵。洛川距延安百余公里,需要搭车。院子里恰好有一辆军委直属摩托学校的汽车要返回延安。司机是一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年轻学员,说话冲,就是不同意让老袁搭顺风车。
陈伯钧见对方宁愿空跑也不愿助人,心中火起,便上前理论。然而,这名学员并不认识陈伯钧,任凭他怎么说,都固执己见,态度极为傲慢。陈伯钧怒不可遏,未能控制住情绪,当即给了他一个耳光。
纪律面前,上将亦受罚
八路军素来强调官兵平等,严禁动手打人。因此,尽管事出有因,陈伯钧掌掴司机一事,迅速传至延安。毛主席得知后,立即召陈伯钧前来面谈,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,并要求他去党校学习。
这一决定直接导致陈伯钧无法按原计划去前线指挥部队作战。八路军总部经过研究,最终决定由副旅长王震接替陈伯钧的旅长职务。此时,距离陈伯钧出任359旅旅长一职,尚不足三个月。
此后近五年时间里,陈伯钧一直留在后方。直到1942年,他才被调任120师358旅副旅长(或129师385旅副旅长)。抗战胜利后,陈伯钧继续投身解放战争,担任过四野第12兵团副司令兼45军军长,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结语
回望陈伯钧的戎马一生,既有赫赫战功与显赫军衔,亦有因性格特质带来的波折。两次关键时刻的冲动之举,特别是那记耳光,深刻影响了他的早期军事生涯,让他错失了在前线指挥部队的宝贵时间。这既是他个人命运的写照,也体现了早期共产党军队在艰难环境下,对铁的纪律和干部作风的严格要求。历史的进程,往往由这些细节与大局交织而成,而最终的功勋,是对他卓越军事才能和革命贡献的最终肯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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