倍顺网并且加强作战指挥的有效性

美国空军大学教授张晓明在其专著《中越军事冲突1979-1991》（2015年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）中指出：

“由于部队长期没有参与实战，广州军区的前线指挥所特别安排了曾参与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、援越抗美战争及中印边境战争的老军官进行系统整理与统计。通过组织这些曾经的战士亲自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，部队开展了深入的战前教育。解放军一直坚持指挥员靠前指挥的传统，其目的是让官兵感受到指挥员始终与部队并肩作战，共同承担艰难和荣光。许世友将军在派遣参谋人员支援各军团工作之余，强调军、师、团三级指挥所必须派遣副职指挥员深入到更低级别的单位，以确保指挥链条顺畅，并且加强作战指挥的有效性。”

所谓“加强指挥”，实际上是指上级指挥员亲自下到下级单位协助指挥。在我军历史和传统中，副职指挥员下到更低级别单位进行指挥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，而且在此次自卫反击战中，这一做法也显现出明显的特点。各军、师、团的领导干部普遍向前推进指挥位置，有些甚至深入前线的第三级单位。例如，各师常会配有来自军部的领导，团级单位通常有一至两名来自师部的指挥员进行指导，甚至营级指挥单位中也常常有团级指挥员的身影。根据广西方向第41军、第42军、第54军、第55军的统计数据，共有超过330名团以上的指挥员被派遣到各指挥单位，协助作战指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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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指挥模式经过实战检验后，既展现了优点，也显现出一些缺点。因此，战后关于这一做法的讨论异常激烈。支持者认为，经验丰富、指挥能力强的上级指挥员亲自到一线指挥作战，能够有效地指导战斗并鼓舞士气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，对顺利完成作战任务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反对者则指出，上级指挥员的“协助指挥”有时会在关键时刻影响军区的决策，导致本级指挥员的意见被忽视。出现意见不一致时，最终执行的往往是上级的命令，结果本级指挥员的指挥权受限，甚至在战斗结果不理想时，责任归属也会发生混乱。

这两种观点各自有其合理性，但究竟哪种更为准确，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与评估。

从积极的角度看，派遣具有丰富作战经验、指挥能力强且富有责任感的副职指挥员到下级单位，不仅能帮助年轻的指挥员更好地履行职责，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，也能够提升部队的士气。这样可以确保指挥的及时性与准确性，同时极大地激励部队，成为战胜敌人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例如，第163师副师长李万余亲自带领第488团第3营突破至探垄，成功切断了敌军的退路，阻止了谅山敌军的增援。随后，他又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攻占279高地、谅山市北区以及守卫奇穷河大桥北桥头的任务。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，第163师第3营表现出色，成功歼灭敌军1005人，创造了整个战役中步兵营击毙敌军的最高纪录。战后，中央军委授予李万余“能攻善守英雄营”的荣誉称号，广州军区也特意为他记了一等功。

另外，第121师副师长李培江在随军担任前卫的第363团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作战中，李培江判断准确、指挥果断，他成功指挥前卫营在28小时内完成了任务，而团主力则用了32小时，顺利切断了敌军的3号A公路。这支部队成为整个高平战役中最早完成穿插任务的部队，李培江因此获得了广州军区授予的一等功。

然而，从消极的角度看，也有一些上级副职指挥员到达下级单位后，错误地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指挥权，甚至采取了包办代替的做法。这样一来，增加了一个指挥层级，反而影响了原本高效的指挥系统，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50军驻第150师工作组的指挥失误。

第50军第150师作为广西方向的预备队，按广州军区前指的部署与第41军配合作战。1979年3月6日，该师进入越南高平省扣屯地区后，按照部署要求需要在7天内完成多个任务：清剿残敌、搜查仓库物资、处理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等。为了加强该师的指挥，第50军派出了三位副军长组成工作组：关豁明、副军长刘忠和、副政委侯培聚，其中关豁明担任主导。

然而，这个工作组在指挥过程中屡次犯错。首先，工作组错误地选择了清剿回撤路线，导致部队陷入险境。之后，面对复杂的敌情和地形，他们过于自信，指令不合理，要求部队“只准前进、不准后退”，结果导致了敌军的猛烈伏击。更糟糕的是，指挥组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问题，错失了救援失散部队的最佳时机。最终，由于这些错误的决策，第448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，542人失踪，其中219人被敌方俘虏，此外还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。这成为了十年对越作战中的最大损失之一。

此后，第50军返回成都后，成都军区对驻第150师工作组的处理非常严厉：关豁明副军长被撤职，侯培聚副政委受到党内警告，刘忠和副军长则降职并被调离岗位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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